徐浩的空间

中国的起诉书对农民有歧视之嫌

　　我谈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多数所谓的“法律人”都不会想到的，即便想到了，也可能不怎么在意，这就是起诉书中的“农民”问题，因为我隐隐约约觉得，在某一层面上，中国的起诉书对农民有歧视之嫌。

　　与刑案打交道的检察官、法官和律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应该耳熟能详了，它开篇第一段经常是这样的：

　　“被告人某某某，男(女)，XX岁，某某族，某省某县人，文化程度XX，某县某镇某村农民，住该村。某年某月某日经本院批准逮捕，某月某日被逮捕。”

　　注意了，这里有“农民”二字，笔者在这里就是要与大家商榷一下起诉书中的“农民”问题。

　　也许有人会说：这有什么问题啊，起诉书是一种格式文书，是高检院根据我国的法律实践制定的法律文书之一，“农民”二字表明的是该被告人的职业或身份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笔者要说的是：“农民”，为何偏偏就是“农民”，却以醒目的位置被写进起诉书中去?笔者看过许多地方检察机关的刑事起诉书，都没有把“工人”、 “军人”、“退伍军人、“知识分子”、“商人”、“僧人”、“无业游民”等职业或身份写进去的。对这些人的表述，最多以“居民”二字代替，或者什么身份都不写，直接以被告人身份证的住址写进去。当然，对于职务犯罪的被告人，起诉书一般都会写明其犯罪时的职务，但这只是“职务”，而不是“职业”，是必要的，而“农民”犯罪就有必要注明被告人是“农民”么?这里面有包含什么信息?笔者不得而知。

　　纵观我们的法制史，或许可以这样猜测“农民”二字的来历：文书格式的制定者及一些实践者并没有考虑“农民”二字到有什么不妥，只是一种习惯而已，因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，容易分类，其他职业者占人口的少数，都是居民;或是因行文的需要，使语句完整而已。是否如此当然无从考证，但笔者认为这样解释或许是对的。

　　有道是：“法依时定”，“情随事迁”。当时正确不一定现在正确，现在正确也不一定将来正确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始终是发展的。那么，以现在的目光来看，起诉书中的“农民”二字也就有问题了，可能存在歧视“农民”之嫌。

　　我们知道，建国初期的起诉书全国并没有完整统一的格式，后来公检法被“砸烂”了，各地的起诉书更是五花八门，直到检察机关重建，起诉书的格式才慢慢被固定，并被高检院以法律文书的格式统一下来。而这个时期正好是城乡“二元”格局稳固和谐时期。当时，农民就象工人一样是有“稳定”职业的，农民离开自己的居住地跑到城市去，若没有办理正当的手续，不是“游手好闲”，就可能是“流窜作案”，轻则被遣送回乡，重则可能受到其他处罚。所以有一段时间里，农民进城是要办暂住证，出门行街是要带身份证的，而工人、军人、商人等人都不存在此情况，城里人对农民的歧视，是和尚头上的蚤子，明摆着的。虽然起诉书的制定者和实践者并没有歧视农民之意，但独以“农民”二字写进起诉书也有点不厚道，否则如何解释不把“工人”、“退伍军人”、“商人”等人也写进起诉书里去?

　　不说别的，仅就起诉书本身，把“农民”二字写进去，无论对事实本身，程序本身，还是法律本身都无任何意义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不是说被告人是农民法律就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，也不可以从严或从重处罚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起诉书中的“农民”二字纯属蛇足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法制产物，因为，在古代，在国外，任何时期都没有这样表述的，现在到了应该改革的时候了。

　　那么，如何改革呢?二个字：“去掉”。只有把“农民”二字从起诉书中去掉，“农民”问题才不成为一个问题。